郑秉文：第一，上述国家的人均ＧＤＰ都达到了几万美元，这些国家经历了上百年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和几百年对殖民地的掠夺，而我国打破“全民福利”的“大锅饭”制度才几十年，才刚刚跨过人均ＧＤＰ１０００美元的门槛。

    第二，高福利未必完全等于社会和谐。例如，近年来在法国，社会骚乱和“青年恐慌”几乎年年发生，甚至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而与其福利支出大致相当的邻居德国却没有发生同样的情况。所以，选择一个正确的符合国情的福利模式在目前来说是更为重要的，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立法密集期。

    第三，福利制度属二次分配，是体现社会公平的一个手段，但是，福利制度不能解决一次分配的全部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还在于一次分配，要建立一个科学、公正的一次分配制度，否则，二次分配动作太大会扭曲劳动力市场，产生负激励作用。

    第四，尽管近几年我国财政收入形势喜人，但从动态上看，我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永远维持这样一个高增长态势。当若干年之后经济进入稳定发展状态时，就会保持世界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财政上的任何增收在１３亿人口面前，只要用除法一除，也显然无法跟发达国家去“看齐”了。

    第五，财政收入的可持续性也是一个问题。当前我国财政收入的来源结构还不够合理、不具有可持续性。财政收入的“源头”十几年来相当程度上来自于出卖土地，某些发达地区甚至占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这样财政收入来源结构显然也不具有可持续性。(记者　吴月辉)

另一只眼看美国：高福利制度制造“懒人经济”

    ２００５年４月至１０月，我随山东省中青年干部赴美培训团到美国康涅狄格州中央州立大学接受了为期半年的行政与经济管理培训，并担任培训团的团长和临时党支部书记。半年的课堂学习、社会考察和在美国政府部门的跟班实习，不仅为我提供了一种以更加直观的方式接近和深入考察美国的机会，而且促使我更多地不断地去思考所看到和所经历的一切，更加深刻地了解美国、体验美国、感悟美国。

强调社会公正是否就要向西方福利制度“看齐”

    此后，这一福利国家理念被推广到欧洲其他国家。其中，最典型的是北欧国家，它们后来甚至成了西方福利国家的“橱窗”。而作为福利国家策源地的英国，自上世纪70年代遇到财政困难后，开始改革并逐渐削减福利的规模，引入市场因素。英国削减福利制度的改革，是由其财政压力带来的，此后，削减福利的改革浪潮逐步席卷到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包括美国。而自从1990年苏东剧变以后，北欧国家却“逆向而行”，实行了扩大福利制度的改革。国外有学者认为，英国作为昔日福利制度的发源地，它的福利制度已不是贝弗里奇模式了；相反，北欧国家却继承了英国模式的“衣钵”，成为贝弗里奇模式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