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２０００年安达信从安然公司获取的收入中，审计收入为２５００万美元，竟然低于２７００万美元的非审计收入；毕马威２００２年从通用电气公司得到的审计收入仅为２３９０万美元，而咨询服务费收入则高达７９７０万美元。大量的非审计服务收费引起市场的广泛批评，甚至连美国证监会（ＳＥＣ）主席也不由感慨：“如果审计收入只占事务所收入的３０％，那事务所的独立性又怎能保证？”

    美国在安然事件后成立的“上市公司会计监督理事会”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２月间对“四大”的审计业务进行了抽查，发现了大量的审计错误。根据其提供的报告，“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２００３年审查账户中错误地使一些客户低估其债务和歪曲其财务状况”，“错误地解释一项已经九年的规范”。美国证监会的首席会计师称，“四大”个个都需要改善其审计质量。

    当安达信陷入危机时，其执行总裁贝拉迪诺在给雇员的信中写过这么一句话：“我们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陷入这种困境的大机构。”

    祸害深远

    “四大”进入中国后，通过各类公关活动，与中国相关政府部门保持良好关系。特别是通过与政府合作方式，把自己和监管部门紧密联系在一起。德勤从１９９３年开始，就作为项目顾问参与财政部制定中国会计准则，此后长期协助财政部推进此发展方案。此外，德勤还与国家税务总局、国资委等政府部门有着密切的合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还聘请四大会计师事务所起草《风险导向审计程序》，以此“构建更完善的政策制度”。自１９９５年起，毕马威上海首席合伙人萧伟强就担任中国会计审计准则外国专家顾问，安永的中国区合伙人邱家赐担任证监会发审委委员。由于和政府部门关系密切，“四大”在华受到的监管很少，因此可以便利地谋取更多更广泛的利益。

    诸多国家和地区都制定相关措施限制外资会计师事务所于境内展业，如台湾对外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较为严格的限制，外资事务所的会计师必须考取当地的资格后才能执业。印度除此以外还要求外资事务所做上市公司业务后须经本土事务所复核。日本、韩国等国家也对本地的会计师事务所采取保护措施。而像中国这样多个政府部门与一个始终对中国不很友善国家的机构保持如此密切关系、并使其享受多种“特许经营”，在国际上是罕见的。或许正是因为这种罕见的关系，使中国监管部门宁愿牺牲本国机构的利益，来讨好满足这一特殊群体的需要。正是在中国相关监管部门的帮助下，“四大”几乎垄断了中国大企业，尤其是金融企业、跨国企业的审计业务。“四大”也因为这种“特许经营”而获取高额垄断收益。研究显示，同一个审计项目，“四大”的收费高出国内所２～５倍很正常。以收费标准最高的北京为例，国内所的主任、副主任会计师每小时收费３００元，而安永为２７５０元。随着审计事务所并购加速，行业集中度会越来越高，＂四大＂的优势将越来越明显，获取的垄断利润也会越来越大。

    跨国垄断资本的本性是获取暴利与实施控制。控制是为了更好、更稳定地获取暴利，而暴利则更便利、更有条件实施控制。在华垄断地位不断强化的“四大”不只是获取丰厚的市场利润，而且是获取更具有战略性的资源——信息。“四大”审计的大型企业特别是金融类企业，关系着中国经济命脉。这些企业完全由“四大”来审计，无疑将中国经济的重要数据暴露给了外资。据中国银行一经理人员透露，在中行上市审计期间，中行高层专门指示各部门必须为普华永道提供一切可以提供的资料，而很多资料本来对自己的研究人员都实行保密。不仅如此，还由“四大”来设计企业改革、融资模式，如普华永道为中国工商银行规划了未来八年的公司治理机制和全面风险管理改革路线图，这意味着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弱点毫无保留地展现给了外资。近年来，中国“走出去”的企业屡屡遭遇不顺，巨额经济损失时有发生，相关专业人士认为，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缺乏经验；另一方面，恐怕也是最重要方面，就是我们的企业已经无商业秘密可保。外资审计、评级、咨询、承销，还有战略投资、管理顾问等，已经使中国企业乃至部分政府部门在近乎透明的状态下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