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平安CEO马明哲的天价年薪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公共事件。据中国平安年报显示，该公司有3名董事及高管2007年的税前薪酬超过4000万元，董事长马明哲税前报酬更是高达6616万元之巨，总薪酬折合每天收入18.12万元，刷新A股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最高纪录。与平安高管的天价年薪相对应的，是公司股价从去年10月24日的149.28元跌至3月25日最低的48.3元，流通股股东损失惨重。

　　马明哲们的收入是否过高，这本身是一个伪问题，评判公司高管收入高低与否，关键是其对公司发展的贡献和对股东创造的价值，而不是进行简单化的数字对比。金融业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吸引了全世界最顶尖人才的加盟，收入遥遥领先于其他行业，在最顶尖的对冲基金行业，一个操盘手的年平均收入在5亿美金之上。即使面临次贷风暴危机之时，华尔街巨头的薪酬并没有受到明显影响，如高盛2007年薪酬福利支出为201.9亿美元，相当于高盛2007年全年净收入的近一半，首席执行官LloydC.Blankfein6850万美元的年薪更是刷新了华尔街年薪纪录。马明哲6千多万元的收入，和华尔街那些投资银行巨头相比，确实不值置喙。在2007年，马明哲推动了中国平安成功登陆A股并使之成为两市第一高价金融股，收购了全球最大金融机构之一的富通集团的股份，成为富通集团最大单一股东，成立了平安银行，使中国平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控股集团，2007年中国平安业绩增长104%，净利润近200亿元，和这些显赫的业绩相比，其6千多万元的年收入确实不高，况且80%来自长期期权激励计划。考虑到中国金融业在全球金融格局中的尴尬地位和人才匮乏的现实，马明哲和马蔚华这“二马”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金融业的整体竞争力，是罕见的金融奇才，他们的能力和贡献配合目前的薪酬绰绰有余。

　　但是数字的说服力也是有限的，马明哲天价收入的合理性并不能否认投资者情绪化反应的道理。在中国平安业绩暴增，马明哲等高管获得高额收入的同时，忠诚投资平安的小股东遭遇了“多收三五斗”的尴尬结局：业绩虽暴增，股价却暴跌。而且中国平安在分配预案里，除了高管们得到真金白银的报酬之外，对其股东只是给予“十派五”的分配预案，并没有任何分红。当然，将平安的股价与公司高管的收入挂钩，在当下中国的资本市场，既非马明哲们能承受之重，亦有矫枉过正之嫌。造成“高管吃肉，股东割肉”幽默结局的根源除了平安本身再融资因素之外，还有中国股市本轮暴跌等系统性风险。再融资问题固然是马明哲们利用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缺陷，但如果用限制他的合理薪酬来解决的话，显然是开错了药方，板子打错了屁股。

　　如果说马明哲的收入还具有一定合理性的话，其他坐享高额收入的上市公司高管们则并不显得理直气壮。同样在金融行业，那些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其高管绝大多数由组织任命，仅仅因为组织上把他安排到金融领域而照样分取高额薪酬，这显然很不合理。在华夏银行年报里披露，其监事会主席成燕红薪酬为234.71万元(税前)，而成之前的职位是北京市金融工委书记，属于正局级公务员，其做公务员的收入充其量月薪不到1万元。这种体现不出任何企业家价值的薪酬，才是中国上市公司分配制度的真正不公平之所在。

　　而且，对于高管们的薪酬，流通股股东们其实并不享有任何话语权，更不用说“定价权”。马明哲们其收入虽然具有合法的程序基础———由董事会薪酬委员会严格审核并提交股东大会表决，但对一个股权结构明显畸形的公司而言，这种解释的苍白显而易见，值得追问在薪酬委员会里是否有小股东利益的代表。中国平安小股东的这种遭遇并非个案，而是中国大多数上市公司“集体行动的逻辑”。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马明哲收入的高低，而在于通过什么样的制衡机制防止公司高管对股东的“合法侵害”，体现小股东在高管薪酬问题上的话语权，而不仅仅是悲壮的“用脚投票”。

　　200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机制设计理论告诉我们，公司的激励机制是很重要的，这一简单的概念部分解释了许多发达国家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成功，也部分解释了中国近三十年来的成功。但是，激励如果缺乏制约，必将引发股东正义的“决堤”。在当下的中国的语境里，如果说马明哲们的收入具有某种不公平因素，但它只是诸多不公平中的一种，而且未必是最重要的一种。因此，思考的目的不是通过限薪等措施回到所谓公平的乌托邦，而是通过好的机制设计防止公司管理层的掠夺之手，守望正义股东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