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国家对医疗卫生投入加大，所占GDP比例总体有所增加，但财政支出的增加和卫生费用总量的增加幅度并不平衡。从1978年到2005年，公共财政支出仅增加了1倍多，但医疗卫生总费用却增加了近60倍。”杜乐勋分析道，“总量增加的原因是居民个人支付份额大增。”

    2005年卫生总费用的构成之一——公共财政卫生支出达1552.53亿元，由2000年的最低点15.47%增长到17.93%；“但实际上，在医疗总费用具体构成上，财政支出还是过低，”卫生总费用研究小组成员万泉向记者介绍。

   另一卫生费用构成部分，即社会卫生支出达2586.41亿元，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持续增长，保持在29%左右。

    构成卫生费用大头的仍然是居民个人卫生支出，达4520.98亿元，虽然它在卫生总费用中所占比重逐年下降，由2001年的最高点59.97%下降为2005年的52.21%，“不过基数最大，在整个卫生费用中所占的比重也最大。”万泉认为。

    上世纪80年代，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25%左右；但到90年代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后，个人卫生支出大涨。进入90年代后期，尤其到2001年个人卫生支出比重接近60%，“个人支出比重确实相当高。”万泉说。

    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所长蔡仁华对此分析，个人支付这一块，比例太高，政府要解决这个问题。根据我们的预测看，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费用的60%算是到头了。”他说。

    3 扭曲的流向

    虽然卫生总费用投入绝对数在逐年增加，体现在分配中，2005年医院费用占到65.09%，但具体到每所医院，公共财政支出占医院收入比重却不大。

    刘国祥研究发现，由于公共财政补偿不足，自身补偿就成为医院补偿主渠道，从功能上说，医院费用构成包括不含药品收入的医疗服务收入(即医生劳务、检查、化验等)和药品收入两部分。

    2005年，医疗服务收入占医院费用的一半左右。但这一部分费用，大多由检查、化验获得，主要原因是医院为扩大业务，纷纷上设备。因缺乏对工程项目的市场调查，增加了医疗成本。而为收回成本，提高设备使用率，医院又扩大检查、化验适用范围。

    与此同时，纯医生劳务所得收入较少，因物价等原因，体现技术价值的挂号费、住院费、手术费等收费标准并不能反映医生劳务价值，也就是说在药价高涨的同时，医疗工作者的价值却远远落后了。

    药品收入占了医院费用的比例更高一些，2005年全国药品总收入4142.10亿元；此前10年间，药品收入占医院费用的57%～62%，最高为1991年，达62%；目前，虽然国家加大了对医院“以药养医”的监管力度，使这一比例有所下降，但仍占40%左右，高于国家规定的占医院费用15%的要求。

    不过，“即使药品收入占到医院费用的80%左右，除去国家规定的15%部分，剩下的65%都要回到药企，所以医院只是‘过路财神’，”卫生部医政司原司长于宗河对记者粗略计算，全国卫生总费用2004年达7500多亿，而整个医药体系(包括药厂、流通领域药企、零售药品企业)一年产值是3370多个亿。

    “如果卫生总费用80%是用在医院，约有6000亿，其中药品收入就有3370亿元，剩下的2000多亿才是将近70000多所医院创造的收入。”于宗河分析道。

    同时在药品收入中，门诊药品收入所占比重最大，为60%；住院药品收入占29.11%；零售药品收入呈现逐年递增趋势，由1990年的4.59%增加到1998年的16.05%，直到2005年的20%左右。

    “这是由于看病费用高，医院和零售药店之间有差价，所以一些常见病和慢性病采取自我诊疗的比例大幅度上升，从而使零售药店收入猛增。”刘国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