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出，卫生总费用快速上涨，原因之一是卫生机构在提供卫生服务时，通过多开检查单、化验单及用药处方等获得收入所造成的，而这一部分费用最终还是摊到居民个人卫生支出费用中。

    这也是我国卫生服务补偿政策和价格政策之间存在不合理所致，“为了控制卫生费用不合理增长，必须调整卫生机构不合理收费结构，实施医药分业管理政策。”刘国祥说。

    即使卫生总费用落实到医院费用分配层面，但不同层级医院，所获得费用的比例也有很大不同。卫生总费用研究报告分析，1990～2005年，城市医院所占卫生费用比重基本保持上升趋势，从32.76%上升到50.09%；县医院、乡镇卫生院占卫生费用比重均有明显下降，特别是乡镇卫生院所占比重从10.62%逐年下降到6.26%。

    而从财务体制上看，政府向医疗机构的卫生资金分配通常以单位的需要为标准，而非具体项目需要，这样加深了资金运行体制的问题。

    “面对这样的总费用流向，一方面要继续提高总费用水平，这是个发展概念，当然政府、社会和个人承担比例应该更合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不从整体医疗卫生体制上根本解决，就无法扭转这样的不合理资金流向。”一位研究者对记者说。

    4 公共卫生机构资金匮乏

    而在公共资金短缺的情况下，资源配置和使用缺乏有效性，导致卫生资源过多地流向城市大医院，但公共卫生机构和基层卫生机构资金匮乏，引起城乡之间、地域之间、预防与治疗之间资源配置不平衡。

    卫生部一位官员曾这样比喻：如果河边有不少人总掉在河里，与其不断消耗人力，将这些人救上来，不如建设一个围栏，防止人掉下河。虽说后者一次性投入较多，但总体比较而言，费用肯定是低的。

    但目前我国体现在卫生总费用分配上的公共财政投入转折方向并不明显。

    “公共卫生机构所占卫生总费用比重先呈下降趋势，之后逐年上升，2005年达7.87%。”卫生总费用报告显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只占卫生总费用的7.03%。

    同时在公共卫生机构费用中，公共财政支出仅占50.7%，“致使公共卫生机构职能错位，过度依赖有偿服务，导致公共卫生服务提供不足。”报告说。

    近年来，尽管我国加大了对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投入力度，但由于政府筹资责任不清，影响了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生存与发展；而多数乡镇卫生院生存还有困难，公共财政支出仅占其收入的15.6%。

    刘国祥分析，公共卫生服务的性质决定了公共卫生部门资金来源的主渠道应该是公共财政投入，“而不是公共卫生部门在提供公共卫生服务时的业务收入，这样才能使得它在提供卫生服务时，注重的是社会效益而不是经济效益。”

    他说，要想使公共卫生发展，就必须改变目前政府投入方式和投资结构，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

    “都说医疗机构所占卫生总费用比重比较高，公共卫生所占比重较低，”万泉解释，“当然，医疗机构肯定占卫生总费用大头，但它达到什么程度就属于‘高’或‘低’，并没有一个合适标准。”

    不过一般认为，卫生总费用大头用在防疫上，社会效益会比较高，预防经济成本比治疗经济成本要低一些，万泉说。

    2005年我国公共财政支出占医疗机构收入构成的10%左右。其中，医院约为6%，乡镇卫生院约为15%，妇幼保健中心约为21%，防疫站约为40%。

    在推行医疗卫生体制市场化改革之后，医院、门诊等机构得到的财政补助减少，占其总收入的比重已非常低；另一方面，公共性更强的卫生机构，如防疫站、卫生监督所等，财政补助在总收入中所占比重要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