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民法教授刘心稳告诉记者：“过劳死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欲通过简单的立法形式加以解决具有很大的难度，作为过劳死高发群体的个体，对是否加班和调节自身健康状况，应该有一定理性的思考和认识，如果单一地从法律上一刀切，对社会和个人都不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