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华安其人

    他被称为“杂交水稻之母”、“杂交水稻救星”

    谢华安，1941年生于闽西地区。1972年冬，他从五七干校被调入福建三明农科所工作。当时，正逢杂交水稻协作攻关组从全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抽调农业科技工作者，他幸运地作为福建省协作组成员被派往海南，开始了育种生涯。

    根据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三系配套”理论，1980年冬，谢华安培育出恢复系“明恢63”。第二年，“明恢63”和不育系“珍汕97A”杂交，培育出“汕优63”。“汕优63”成为杂交稻中的明星，谢华安的人生轨迹就此发生巨变。

    可以抵抗严重稻瘟病，这是“汕优63”的杀手锏，解决了第一代杂交稻不抗稻瘟病的致命缺陷。此前培育的杂交稻，一旦遇稻瘟病，常常颗粒无收。质量好，适应力强，大面积亩产第一个突破600公斤……集诸多优点于一身，“汕优63”迅速扩张。

    1986年，“汕优63”成为全国杂交水稻播种面积最多的种子，并在此后16年连续稳居首位，一口气创下了杂交水稻推广速度、年种植面积、累计种植面积、增产稻谷总量四个全国之最。

    中国的水稻生产有过两次飞跃：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选育和推广矮杆品种，70年代选育和推广杂交水稻良种。在第二次飞跃中，在将杂交水稻从实验室大面积推广到全国各地过程中，谢华安的贡献在业内无人不晓。

    杂交水稻一度遭到“三不”非议：米不养人，糠不养猪，草不养牛。此说法一出，《人民日报》随即登载了袁隆平的来信：杂交稻既能高产又能优质，“汕优63”就是最好的例证。

    1985年，“汕优63”被评为全国优质籼稻；1987年，“汕优63”获福建科技进步一等奖；1988年，“汕优63”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因为“汕优63”，谢华安的职称评定一路顺畅：评副研究员时破格，评研究员时免予论文答辩；因为“汕优63”，他也获得了迅速的职务晋升，从三明农科所所长直接升任福建省农科院院长，一下由副处级跳到正厅级，直到2006年卸任；因为“汕优63”，他当选八届全国人大代表，九届、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因为“汕优63”，他被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等称号，是第一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汕优63之后，谢华安还培育过多个杂交水稻品种，但影响力都不及汕优63.

    在以谢华安人生经历为主线的报告文学《神农》一书中，谢华安被称为“杂交水稻之母”、“杂交水稻救星”。该书于2000年出版后，福建省农业厅、福建省科协、福建省农科院等单位曾联合举办座谈会，并邀请新华社、中新社、福建日报、福建电视台等19家媒体记者参加，他被树为农业院校和农科单位工作者的学习榜样。

    谢华安向中国工程院院士发起冲刺。袁隆平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的1995年，谢华安第一次被提名，结果名落孙山。

    1997年，1999年，2001年，2005年，谢华安又被提名4次，同样未能如愿。

    “主要因为理论水平低，理论成果少。”邱实这样认为。

    《神农》一书对落选原因的总结是：“院士需要凭论文和外语水平，还需要相当的学历学位。论文，谢华安有质量，但数量可能有欠缺；外语，他参加过日语培训班，可是世界流行英语，日语学得不对路；论文凭学历，他也曾追求过，参加过农学院函授，但想要有显赫的学历学位，他又赔不起时间。”

    在向院士冲刺期间，谢华安的软肋逐渐强大，从1996年到2007年，10年发表40多篇论文，还出版专著《杂交稻育种与实践》、《中国绿色农业》等。其中，谢华安作为第一作者发表在正规学术期刊上的论文有十来篇。

    对于这些论文和著作，一位举报者的判断是：别人代写。“比如绿色农业一书，谢华安没搞过绿色农业，连相关的术语都不大懂，怎么能就绿色农业长篇大论？”

    “谢华安造假，我也理解。想当院士，不能没有论文和著作。”周易不能理解的是，“他得到的东西已经够多，明明理论水平不够，为什么还要去争当院士”。

    院士的好处，中科院、工程院资深院士师昌绪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早作了解答：“当了院士，不用退休，社会地位又高，等于有了聚宝盆。”

    争议声中当选院士

    对谢的调查结果在院士增选大会上公布过，他仍以超过三分之二的票数当选

    2007年六七月份，谢华安果然再次被提名院士。不过，这次是中科院院士，而非工程院院士。

    “工程院院士是工程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中科院院士是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理论水平要求更高，他的资格更应受到质疑。”邱实以为，谢华安既然5次被工程院拒绝，成功闯关中科院的可能性更小。

    当年7月6日，邱实将质疑谢华安院士资格的材料寄给中科院院士工作局，其中包括周易提供的证据。

    周易把《汕优63选育的理论与实践》的编审过程整理成文，附上全书12章的实际作者名单，并加盖个人印章，交给邱实一道寄出。

    两院院士选举中，基本实行学风道德一票否决制。“只要把这些材料给负责评审的院士看，谢华安肯定不会被通过。”邱实坚信，他提供的材料足以证明谢华安的学风道德不好，学术水平不高。

    与邱实相比，温祷对谢华安的举报，时间更久，频次更多。温祷，向新语丝发举报材料的另一名研究员。

    2007年10月10日，邱实和温祷的举报有了实质性回音。当天，中科院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办公室主任王澍和3名院士来到福州，在宾馆分别约见邱温二人，就谢华安的问题进行核实。

    2007年12月27日，中科院院士增选结果公布，谢华安榜上有名。

    邱实糊涂了，“铁证如山，谢华安还是当选了。难道我的举报材料没被如实介绍，投票院士们不知情？还是我的举报不实？或是那些问题微不足道？如果是后两者，中科院应该公开说明情况，起码得跟我解释一下。”

    “在院士增选过程中，的确接到过举报谢华安的材料，我们也派人去调查过。”中科院院士工作局局长马扬说，他们严格按照程序行事，调查结果在院士增选大会上公布过，讨论过。最后，谢华安以超过2/3的票数当选院士。至于调查结果的具体内容，这位负责人没有透露。

    据周易介绍，调查组找他核实过《汕优63选育的理论与实践》的情况。后来，一名院士在电话中告诉他，“经认真查对，谢华安的确没注明作者。”

    著名学术打假人士方舟子也感到奇怪，“不少人是选了几次中科院院士没选上，然后才转去竞争工程院院士。像谢华安几次提名都未当选工程院院士，转去选中科院院士一次成功的，似乎没有先例。”

    福建省农科院显得很平静。“我们应该相信中科院的评审结果。”与谢华安共事多年的农科院水稻研究所所长王乌齐说，“已经决定的事，不要再争论了。”

    “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都吃过汕优63.谢华安的贡献非常大，完全有资格当院士。”不用细问，王乌齐已经猜到谁在举报，“有极少数几个人，因为不当要求被谢华安拒绝，闹意见，闹情绪，到处告状。那篇论文只是注释不规范，小的瑕疵而已。”至于《汕优63选育的理论与实践》一书，“请人搜集整理资料很正常。”

    “有人作证说，书是别人写的，并且还有详细的名单。”对于记者的追问，王乌齐不愿再谈下去，“我已退休，去院里问其他人吧！”

    1月7日，走进福建省农科院大楼，一楼大厅内，高约1米宽约3米的大型电子显示牌上，几行鲜红的大字在滚动重复着一封贺信。“……您在明恢63等系列恢复系和汕优63等杂交组合培育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为……确保中国乃至世界粮食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抬头是“谢华安研究员”，落款是“农业部部长孙政才，2008年1月3日”。

    “中科院既然批准他成为院士，举报的问题是真是假，答案已经很清楚。”福建省农科院宣传部负责人说，院里计划开庆功大会和学习大会。“他是踏踏实实做事的人，工作成果都在农田里。”

    对于质疑之声，谢华安本人更为低调。正在北京开会的他告诉记者，自己被举报这件事，组织上很重视，对他和举报者都进行了调查核实，他相信组织。至于其他，不想多说。

    贡献等于学术能力吗

    院士资格的硬杠杠能不能改？

    被指抄袭剽窃他人学术成果的院士，谢华安并非第一人，最后，这些指责大多不了了之。2007年4月范维澄被工程院通报批评，已经算是较重的处罚。

    中国院士制自1994年建立至今，两院1400多名院士中，只有两人被除名：中国科大原副校长方励之和华东理工大学原校长陈敏恒。据公开报道，前者因政治问题，后者因学风道德和经济原因。而消息灵通的方舟子透露，陈敏恒被除名，主要是因经济问题。严格来讲，因为学风道德而被踢出院士队伍的，一个都没有。

    “我的终极疑问，不是谢华安能不能当选院士，而是增选院士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学风道德一票否决制是口号还是原则？”邱实自认没资格当院士，但很关心院士制度的动向，“我知道，现在学术造假成风。但能因此容忍院士造假吗？如果可以，我国科研人员在国际上还有什么信誉可言？”

    “学者抄袭论文，即使是一次都不可原谅，只要证据确凿，就要严格处理。不能用剽窃者做了多少好事来辩白。就像罪犯犯罪，是什么罪就是什么罪，不能因为做过很多贡献就忽略不计，或者将功抵罪。”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觉得，有种误区需要破除：遇到抄袭之类的事，有人爱这么辩护，现在晋升职称或者博士生毕业，必须要在国家级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所以是被迫而为。“这种辩解不成立。我国的职称评定制度确实存在很大问题，但不能把这个作为个人抄袭剽窃他人成果的理由和借口。”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同样认为，对某一职称的申报者的学术水平和成果提出具体要求是必要的，这不能成为抄袭的理由。

    “在学术道德方面，对院士本应从严要求，但现实的情况却是，院士成了一道护身符，保护伞，其学术不道德行为反而更难以被追究。”何时才能扭转这种局面，方舟子并不乐观，“短期内不会改变。院士掌握的学术权力太大，能给地方、部门带来巨大利益，因此会受到纵容、包庇。”

    不过，据何祚庥所知，“院士增选过程中，学风道德有问题的候选人都被投票投掉了。”在他的院士评审经验里，“论文抄袭，一篇都不行，除非他得了诺贝尔奖。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就是因为论文抄袭最终被否决。这个学者是谁，我就不说了，反正很有名。”

    两院的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是中国唯一受理院士学术腐败投诉的机构。但对确有其事的被举报者，只能进行道义上的谴责，没有行政权力实施处罚，除非院士所在单位接受科学道德建设委员的意见，做出相应处理。何祚庥的判断是，“这个委员会，作用不大。”

    “现在抄袭、剽窃之风大盛，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对这种行为处罚不严。有关当局大事化小，有意包庇。”徐友渔说，这种事情，发生多次，也曝光多次，但屡禁不止，原因就在于做坏事很容易得手，而没有多少后顾之忧。

    “对于实际贡献大而理论水平达不到某种标准的人，可以用其他办法给予奖励，如发奖金，评劳模，提工资，而不能随便降低某一职称的最低标准。”葛剑雄强调，“学术界是社会的精英，不能以不犯法为标准。在我国，院士是学术界的最高荣誉，让一个有抄袭行为的人一辈子当不了院士并不过分。”

    “学风问题，国内比较松，在一些发达国家，一旦发现科学家有诸如抄袭、剽袭、弄虚作假等，均会列入黑名单，终身会受到影响。”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国祥说，我们国家目前在这方面还没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和其他约束，监管和惩治不严。他认为，科学家如果弄虚作假，其负面影响往往比官员贪污金钱的影响更大。院士被神化？

    这一称号是不是被推得太崇高了

    近年，院士制度的弊病屡遭批评，其中一些问题萌生于院士增选阶段，如候选人年龄太大，缺乏创造力；评审过程不透明，当选者的公认度不高，等等。

    社会各界的部分意见，已纳入两院院士增选工作细则：

    2007年，提高当选投票率：中科院规定，参加投票选举的院士人数应超过本学部院士人数的1/2，候选人获得赞同票应不少于投票人数的2/3.工程院规定，参加投票的院士人数达到或超过本学部应投票院士人数的2/3，候选人获得赞成票应超过投票院士2/3.

    2005年，第二轮院士评审增加候选人自我介绍、回答问题的程序。

    其实，早在2004年，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科学院学部第二届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主任、北大校长许智宏就表示，要严格院士遴选评审制度，坚持学术标准，抵制行政干预，切实严把增选质量关。

    在方舟子看来，最应改革的是院士的产生方式。

    目前，两院院士增选工作基本包括四步骤：提名候选人、归口部门遴选、院士评审和院士差额无记名投票选举。“因为相关机构与候选人利益紧密挂钩，这些机构包装院士候选人、为院士选举大肆活动、造势炒作的不正当现象屡见不鲜。一个人能否选上院士，很大程度上是各方利益均衡的结果，受人际关系、地方或部门势力的影响很大，不一定能够反映候选人的真实学术水平。”方舟子在多个场合表示，要改变这种状况，可以对院士实行会员制、俱乐部制，改由多名院士在内部推举候选人，然后投票选举，不再让其他机构掺和进来。

    院士制度的每个细节都引人关注，重要原因之一是院士被看得太重，甚至被神化。而这，也是院士制度屡受抨击的由头。

    “中国现在把院士搞得太崇高，本身也许就是一种异常，不知是科学发达的表现还是科学不发达的表现。”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说，院士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如在中国崇高。“我在美国几个名牌大学待过，没听说这些院校算院士数量，绝大多数美国研究生连本系教授谁是院士都不知道。如果我们的科学还不算发达，却把选院士搞得大张旗鼓，煞有介事，是不是会让人觉得颇有讽刺意义。”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邱实、周易、蓝波、温祷均为化名)记者 左志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