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表示，户籍制度肯定是要改的，但不会一刀切，大城市与小城市肯定有区别。他进一步解释，北京、上海、天津和其他大小城市肯定不同，省会城市又和其他城市不同。北京现在人口近2000万，若再放2000万人成吗？又如石家庄、郑州等已上千万人口，放开成吗？(3月6日《京华时报》)

　　目前的户籍制度，牵扯到住房、教育、医疗等方方面面的潜在利益，但最棘手的莫过于负载于户籍之上的教育特权，它从根本上掐住流动儿童的命运咽喉，“造就”了无数前途渺茫心生怨怼的下一代；而在这数千万流动儿童的背后，又有5800万以上移民二代被迫回到家乡，成为失去父母亲情呵护的身心和学业受损的留守儿童。

　　从个人角度，心灵残缺比知识贫乏更可怕；从社会角度，歧视比贫穷更可怕，因为其往往会孕育对立和仇恨。这是户籍和教育制度改革中“惟此为大”的问题。

　　在哪里纳税，就在哪里享受权利。移民二代都是随着父母的就业和定居才来到新的城市，他们的父母为当地政府提供了大量税收、创造了大量财富，保障他们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和高考权利，是流入地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至于北京户籍开放，会不会增加2000万人，多长时间内会增加2000万人，需要科学的计算。而石家庄市则是全国最早完全开放户籍的省会城市，建设部一位副部长曾在文章中写道，石家庄开放户籍的目的是预期增加人口30%，然而实际上只增加了5%。相反，北京每年只下达一万多个户口计划指标，但无法阻挡每年新增四五十万外来人口。指望通过户籍制度来“引导人口流动”，并不现实。

　　当然，户籍改革闸门洞开有可能会引来“高考移民”。但我们可以通过一定的准入条件杜绝这种现象发生，如把居住、就业、就学结合起来考虑，制定准入标准。笔者以为户籍改革的两个底线必须坚持：一是移民二代的平等受教育权和《儿童权利国际公约》中规定的不与亲人分离的原则，不应因人口的正常流动而受损；二是户籍改革的步伐必须赶上和适应人口流动和儿童成长的步伐。

　　中国小城镇户籍放开已经十年了，问中国安然无恙否？林肯在签署《解放黑奴宣言》后，有人问他：你怎么敢将成千上万的黑奴从奴圈里解放出来呢？你不怕天下大乱吗？林肯很平静地回答：政治家做很多事情需要的仅仅是勇气而已！可怕的是对一些不确定性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