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几次到西安找司履生，魏于全的说法是：“因为我看了他那个信，可能误解得太多了，就想面对面跟他交流交流。”

　　因为觉得司文的问题很多，“我想这样的评述文章如在国际一流杂志发表，对一位即将退休的老先生会留下遗憾，国外从事学术的人士可能会误认为这是中国教授的水平……我当时的本意的确是不希望他发表这样的评述，或者至少是应该进行大的修改以后再发表，以维护老先生的学术声誉。”魏于全说。

　　“至于我给司先生送了什么‘大礼’，说来可笑，但是不得不澄清，是我在去西安路上，在候机厅买了一点成都的小特产，总共不到１００元钱。”魏于全说，“司先生作为一个长辈，他也是我导师的好朋友，按人之常情，带点家乡小特产也是对长辈的尊敬，总不能空着手去。”

　　“在我与司先生的交流过程中间，他谈得最多的是西部的科研人员缺少科研经费。”魏于全说，“我考虑他是不是想与我们一起合作，于是建议我们与他们合作，发挥他们病理学的一些优势，做些研究，以便将来能有更好的基础共同申请一些大的项目， 例如１００万以上的项目，他听了我的建议以后很高兴。后来，在我与司先生的交往中，我发现我与司先生很难沟通，当然主要还是缺少共同感兴趣的研究内容，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

　　司履生否认魏于全曾与他深入探讨学术问题：“他来了之后，始终就是那几句话，只是让我撤回文章，始终没有和我讨论学术问题的实质。每次提到争议问题，他都不直接回答，不说明自己实验的细节，只是说谁谁的文章也是这样。往往，我们俩面对的时候，是长时间的沉默。”

　　哪些人介入了司魏之争？

　　“正常的学术争议，应该说不会对作者产生任何不好的影响。”一些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但如果将非学术的因素引进来，事情就变味了。”

　　“魏于全第一次来我这里的时候，带来了一封我的老朋友、原华西医科大学校长的信。”司履生说。这封信司履生还保留着，信中说：“年龄不饶人，我们这些老人按自然规律都将陆续退出历史舞台，而由年轻有为同志取代。年轻人有很多优点，也有不少缺点，如心高气盛，学术上不够成熟，对老年同志不够尊重，处理问题上不够审慎等。作为老一辈的同志首先应该爱护他们，在此基础上严格要求他们，使他们能健康成长。”

　　来信最后说：“时间过得很快，回忆当年我对您们成立博士点的支持，要求任校长看重您就支持您的工作，建议ＣＭＢ Ｓａｗｙｅｒ博士支持您的科研工作等，已成过眼烟云。眼见您在学术上的成就，感到衷心的高兴。我相信您定会取得更大的成绩。”

　　除了魏于全亲自来以外，“我的不少朋友，以致我认识的熟人对我进行劝说，要我放弃发表那一篇评述。其中，还有我的好几个学生和其他专家。我的一个学生给我来电话说，别发了，你弄不过他们；另一个学生说，把文章撤了吧，别惹这些事了。还有一位院士也给我打来电话，说都是同行，希望我算了。”司履生说。

　　“当时我还是没有动摇，就在我要给《自然·医学》杂志发电子邮件，签署发表合同的时候，我的朋友、医学院微生物教研室的一位教授专程到我家，他受我们交大主管科研的领导的委托对我说，上头有人说啦，不要弄了，让我不要发表那一篇论文。”

　　司履生办公室同楼的一些教师和科研人员向记者证实，的确见到过魏于全来拜访司履生。至于“朋友和熟人劝说”的事情，有些人承认，有些人否认。司履生的一位学生在电话中说：“不要问我这个问题，有关事情我不会回答。”司履生的同事王教授说，的确有人给他说过相关的事情，让他有机会劝说司教授，但是他拒绝了。那位到司履生家劝说的教授告诉记者：“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年了，细节都记不清了，是哪位领导说过也记不得了。是有这么回事，只是当时和司教授聊的中心意思，是请他要把问题搞清楚，搞扎实，要慎重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