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干部曾开玩笑说，现代的城市教育教会农村娃娃两件事：吃早点、睡午觉。而本土知识的教育，是让学生找到这片土地上人的精神，让人有自信和自主

　　“晚上坐飞机会摸到星星吗？”

　　“北京很好玩吧，有长城、天安门、故宫，还有2008年奥运会！我们从课本和电视上看到的。”

　　孩子们簇拥过来，笑容灿烂过枝头正开得热闹的红花。云贵高原紫外线的长期照射使他们都面庞黝黑，但眼睛依然灼灼如黑宝石，闪烁着对外部世界的热望。

　　对面传来老人们咿咿呀呀的弹唱。这里是云南大理巍山县永和中村文昌庙。老人们正为寺庙举办连唱五天的开光仪式。这些被誉为7至10世纪古代音乐“活化石”的“洞经”音乐，在这些脸色黑红的孩子们眼中，是吵死人的噪音，他们喜欢的是潘玮柏、蔡依琳和周杰伦。

　　城市化进程高歌猛进，村庄及其所代表的农业文化迅速淡出人们的视线，成为边缘。本土本民族的元素与自信在逐渐流失——已经有人看到这种高耗能现代化带来的危机，躬身重新寻找乡土文化的价值。NGO、知识分子和政府，正在云南以教育为突破口，合力开始一场新的探索和尝试。

　　校本课程

　　高玲，从小在云南省思茅地区墨江县景星乡的哈尼族寨子长大。寨子里讲的是哈尼语。到墨江县上民族中学时，规定只能讲普通话，1995年考入云南民族学院后，进了省城，她更是逐渐忘记了哈尼语。

　　顺利进城之后的高玲却面对越来越多的身份认同危机。她不会说哈尼语，藏族朋友嘲笑她是假哈尼族，父亲看着她直摇头，母亲则买来哈尼族的传统故事集，让她重温本民族的文化。

　　今天，高玲是英国儿童救助会云南项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这个与云南省教育厅合作开展的项目，包括社区参与教育、营养与卫生。目睹很多少数民族孩子对本民族本土知识的漠视，她开始反思脱离土地的教育的弊端，在子项目中设置了开发“校本课程”的内容。

　　国家政策已经为这种教改尝试开了口子。早在2001年7月，教育部就印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其中提出：改革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学校在执行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同时，应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结合本校的传统和优势、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的课程。

　　高玲请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净做这个项目的指导专家。三年前，郭就进行过类似的尝试，曾经在云南迪庆州香格里拉县尼西乡汤堆村开展过“社区传统知识教育项目”。他把学生分成小组，在项目组专家的指导下，了解本土本民族的传统与文化。

　　2005年，“校本课程”同时在云南临沧市双江县千福小学、普洱市宁洱县逸夫小学和大理州巍山县永和中村小学进行。巍山县教育局的陈晓梅参与合作，双江县教育局局长亲自担当校本课程开发课题组组长，每次培训都亲自参加。

　　项目组从每个县选一个班，在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兴趣小组。每个小组在老师和村民担当的社区顾问帮助下，采访、记录、拍照、画画，然后定期将调查结果在他们中分享，并向老师和家长反馈。实际上，“校本课程”是一种与现行学校课程相当不同的、以学生为主导的社会活动。

　　“希望校本课程永远不要结束”

　　11月25日下午，“校本课程”在巍山县永和中村小学进行。

　　在社区教育发展委员会成员朱存芬家的院子里，靠着堂屋的大门坐着四五个本村妇女，永和中村小学五年级一班的剪纸组和草墩组的学生将要向她们汇报校本课程的学习成果。

　　简单介绍之后，学生们开始表演怎样做乡村里常用的草墩。男孩子樊杰钢踩住木板上排列好的稻草，用力揪住两边的草开始循环着编草墩芯子，周围的同学着急地喊“使劲！使劲！”这片草垫编好后，另一个男生樊世豪把芯子卷起来，捆成一个圆筒。之后，女同学杨素素上来把参差不齐的杂草剪掉。老师在一边看得着急，就抢过用作草墩提手的草，搓成绳，编起来。一个草墩渐渐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