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香港时，陈晓刚和一个香港学生、一个英国学生同用一间宿舍。用校报的话说，这间寝室反映了当时香港的“时政格局”。

　　由于缺乏资料，他来香港前对英语在教学中的重要性毫无所知。第一次宿舍开“楼会”，他只听懂了“楼长”最后一句英文——“现在去吃午饭吧”。第一堂课，他就领略了什么是英文教学，随后获知自己要在阅读一部英文原作后交上一份2000字的英文读后感。初来时的兴奋感，渐渐被对现实的努力适应所取代。

　　在抵达香港两个月后，陈晓刚接到父母第一封家书，“眼泪这时才掉了下来。”

　　1996年，陈晓刚结束在香港的学习。此后，每当听到艾敬的《我的一九九七》时，他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求学香港的日子是一段很特别的人生经历，让我受用一生。”

　　如今，陈晓刚在北京一家财经媒体工作，近年来曾两次到香港出差。再度踏上这片久违土地的一刻，他在心底轻轻问道：“香港，别来无恙？”

【故事2】七年之痒

　　香港回归那一刻，天安门广场另一个角落，就读于北京四中的冯健也在和同学们手拉手跳着集体舞。

　　十年倏忽而过。2007年2月最后一天，他走出香港移民部门的大门，手中多了一张纸，上面写着“核准冯健获有香港永久居留权”。和冯健一样，在港求学、工作满7年的不少内地生，都依法获得了香港居民身份。今后他们不仅可以享受来往更多国家及地区的免签证待遇，也从法律上赋予了他们与这座城市更稳固的关联。

　　“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失落，难道七年就换来了一张纸？”冯健总是禁不住地想，如果当年做出不同决定，他的生活会是怎样？

　　1999年，冯健以优异成绩考入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此前一年，香港高校首次委托内地大学“代招”本科生。18岁的他在很短时间内就做出了赴港求学的决定，在北京大学“委培”了一年多后，他2001年1月24日正式赴港求学。

　　当时到香港的内地学生，绝大多数一句广东话也不会讲，而香港人也很少会讲普通话。冯健的第一个室友甚至一个简体字也不认得。一次，冯健坐巴士回学校，快到站时用广东话大声告诉司机要下车，不标准的音调立即惹得全车人笑成一片。

　　“开始时孤独感特别强。”冯健回忆起来依旧感慨，“那是一种类似边缘化的状态。”

　　“但是7年了，什么都习惯了。”冯健说。硕士毕业后，他在一个跨国公司找到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如今，他已经可以用相当流利的广东话在这座城市中自由交流、工作和生活。

　　内地学生在适应，香港社会也在适应。学校里小卖铺的大妈们已经开口就能讲普通话了。“都是我们一手培养训练起来的哦，算是为下一代造了点福吧。”冯健开玩笑说。

【故事3】过客有家

　　北京男孩刘蕴奥是香港大学内地学生学者联谊会的“当家人”。

　　在北京读完本科后，刘蕴奥选择到港大医学院攻读硕博学位。到香港时，他顺顺利利找到学校、安顿妥当，因为他已经事先在内地学生学者联谊会的网站上咨询好一切事宜。

　　“刚开始总有一种过客心态。”刘蕴奥说。加入学校的内地学生学者联谊会后，他渐渐有了归属感。

　　相比之下，香港大学内地学生学者联谊会本科生部会长高欣加入这个组织很晚。她大三时才“上庄”(香港学生称加入一个社团为“上庄”)。

　　高欣记得，来香港的第一年是“飘着”度过的，每逢周末宿舍楼里就会空空荡荡，心里也变得空空荡荡。由于缺乏了解，香港学生还曾组织过活动抗议内地学生占用了他们的资源。“开始时心里有些受伤，不过他们很快出来道歉。”随着双方了解加深，如今很多内地学生都已经像高欣一样拥有不少香港“死党”。

　　与刘蕴奥和高欣参加内地学生组织相比，深圳女孩王恬却开始动手为自己打造一个“家”。受到香港学生社团文化的影响，在香港浸会大学就读的她参与创办了学校的登山协会，并和同伴一起通过不懈努力成功举办了西藏登山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