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的留学，更多的是公派留学，是一种不充分竞争下的、无奈的精英留学；而今天的留学，变成了全民留学、大众留学，人们有选择的自主留学

　　1979年，文革后的中国第一次派出50位年轻人去美国做访问学者。他们首先统一去了位于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到了那边之后，他们开始给各个大学写申请信。

　　然而，登陆美国的这一批留学生，还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跟美国的大学联系；甚至对方回复的信件他们也看不懂——当时两个分别来自上海生化所和北大的生物学老师，对分子生物学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25年之后的2004年，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后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的总数已近82万，回国总数近20万。有人评价说，这一代华人留学生和海归学者对中国所做的最重要贡献，一是打破了思想禁锢；二是改变了中国和中国人在国际上的形象；第三才是带动了大陆科学技术的发展。

　　这一评价显著有别于当年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人中，那21位早期的留学人员。

　　饶毅：感谢新政策

　　允许普通百姓自由出国留学开始于1985年。而今年刚从美国西北大学回国就任北大生命科学院院长的饶毅，有幸最早享受到了这一政策。他在自己办公室为我们讲述了他当年出国的故事，以及当时中国的“留学环境”：“上世纪70年代末期，《大众电影》的封底出现了《灰姑娘》的画面，舆论大哗，认为这是黄色的；电影中第一次出现接吻，也被看成是不得了的事情；而文革中，如果你把学术论文寄给国外的学术期刊，就有可能被打成‘里通外国’。”

　　“出国留学”的思想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当邓小平提出要送一部分人出去留学时，反对者依然不少；此后出国政策一步步放开，每一步都受到重重阻挠。

　　一开始是不允许自费出国的，只能是公派，后来开始允许有海外关系的那些学生出去。

　　饶毅在美国碰到过一个比他早几年出去的女留学生，她是通过考试获得公派出国机会的，可能是改革后第一个在斯坦福拿到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她说，当她当年拿到出国通知时都不敢相信是真的，去问邓子方(邓小平的儿子，改革后最早公派出国的留学生之一)：“我们真的能出国去留学了？”

　　饶毅1978～1983年在江西医学院就读大学，1983～1985年在上海第一医学院读研究生。“我父亲在1982～1984年去过美国，对我了解申请程序有所帮助。”1984年，饶毅开始申请。“当时还需要海外背景，我有亲戚在美国，所以是有审批条件的。现在，只要拿到了美国方面的奖学金，去公安局办护照是很容易的事情。但那时还不行，还要去很多地方申请，需要从自己单位开始层层审批，走一系列很困难的程序。当我拿到美国方面的通知时，政策刚好下来：不需要审批了，允许自由地自费出国留学。”

　　当时饶毅他们这一批学生都很感激政府：没有这一政策改变，很多人将完全是另一种命运。不过新政策下来之后，一般学生再开始申请，大多数要到1986年才能出去。“1985年享受到不通过审批就办理出国手续的学生显然很少，应该也就是几个人吧，我成为这批留学生中的一位。”

　　精英层的自觉

　　出国前，饶毅阅读了大量文献——那个年代，30～50岁的人大多数英文不好，他们读文献是比较困难的。“但我的导师张安中教授英文很好，她是著名药理学家张昌绍教授的长女。她有一个女儿大家都熟悉，就是著名电影演员陈冲，当时可就是一个大明星。”饶毅说，导师给了他很好的帮助。

　　饶毅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个同寝朋友鲁白(现在也是著名的生物学家)，他们两个人在学生里面办起了一个文献阅读会，饶毅把分子生物学的知识用在神经生物学，介绍给大家；而鲁白是研究记忆问题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新兴学术方向，大家取长补短，相互交流。

　　在大量阅读文献的基础上，饶毅选择了分子神经生物学这个方向，因为他很清楚地认识到了其未来的前景；并且，他也很明确，必须出国深造。“那时，对于自然科学的这些领域，要取得成就是必须出国去留学的，国内外差距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