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进入正式程序，饶毅开始找人给自己写推荐信。“那时有一批美国科学院院士来中国访问，其中有一个，是斯坦福大学做药理研究的教授A. Goldstein，是我的导师接待的。我就问他，你可不可以帮我写推荐信，他答应了。另一个，也是美国科学院院士，圣迭哥加州大学神经生物学家T. Bullock教授，则是来访时我自己去找他的，他也答应了给我写推荐信。最后一个给我写推荐信的是冯德培先生，当时是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同时是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他是一个崖岸高峻的人，做学问做得很好。我不敢直接去找他，我的老师张安中把我推荐给冯德培先生认识，他后来也答应了给我写推荐信。”

　　饶毅自己都为此感到骄傲：能够找到三个美国科学院院士写推荐信的留学生，到现在估计也不多见，或许已经成为一个纪录。

　　1985年，饶毅被哈佛大学、旧金山加州大学、圣迭哥加州大学、爱因斯坦医学院等四所学校同时录取为研究生。饶毅最终选择了旧金山加州大学。“现在的学生，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只是去网站上看一下排名，就做决定，这是不可取的，必须充分了解你自己所在专业的情况。比如耶鲁，排名很靠前，但它主要是社会人文学科强，理工科要弱很多。”

　　徐小平：出国理由的困惑

　　尽管没有像饶毅一样成为全球生物学界知名的科学家，但现在新东方任职副校长的徐小平，在中国大众中的知名度或许并不比饶毅差。

　　“我是1987年的最后一天出国的。1983年，我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当时已经有了出国留学的意识。中央音乐学院有很多公派留学生，我们其实也想去，于是开始跟一些朋友商量要不要出国。”

　　徐小平说，当时他们对国内的工作和发展还充满理想和激情，期待着“未来的召唤”。“我们讨论的是：出国会不会损失我们将来为社会做贡献的机会，而不是像现在一样更多考虑自己的创业机会。”而那时，学生毕业后可以选择的道路显然没有现在这么多，“当时北外有一个同学，毕业的时候发问：到底是要做部长还是做教授？似乎可以选择的路除了从政就是做教育。”

　　徐小平毕业后在北大团委工作，当时有一个同事，托福考了630分，能够被派去哈佛法学院留学，而最后他决定不出去。“现在，他成了标准意义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我要说的是，25年前，我们有着雄伟的社会理想，在这个理想面前，出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到了2002年，已经回国在新东方工作了七八年的徐小平，提出了“反对盲目留学、提倡有目的的留学，要为了回国而出国”的口号，他认为，这跟他的个人经历有关，跟他当年的心迹是一致的。

　　徐小平说，上世纪80年代早期，他们的出国热情被社会激情所掩盖，到了80年代中期，出国热情依然不够强。“那时我们完全处于蒙昧状态，出国为了什么？我依然没想清楚，不知道出国能够带来什么。这时有一个朋友——现在也是杰出的学者——跟我说，出去吧，出去可以解决‘八大件’(冰箱、电视、洗衣机等八种家用电器)的问题。作为北大的一个学者，他当时对出国还有着一种道德上的不安，而从家庭责任方面找到了一种心理平衡。”

　　“留学重组了我的精神”

　　徐小平说，他出国之前去换钱，那时国家只能允许一个人换100美元。在换钱的地方，他看到一个美国人，手里拿着1万元人民币的外汇券——相当于1.5万元人民币。“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当时就在想，我要是回北大，每个月最多只能挣到100元，要挣这么多钱，需要150个月，也就是12年！这让我对自己本人、以及整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产生了强烈的怀疑：一直说我们优越，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优越。”

　　徐小平带着迷茫和痛苦出国，甚至有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

　　10多个小时以后他到了美国，他的一个朋友带他走进一个超市。“超市里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水果和奶酪。奶酪有几十桶上百桶，各种乳制品琳琅满目；而来自于全世界的水果这里都有。1987年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抢购潮,我出国前在上海第一百货，只买到一个20元的收音机。坦白地说，当时我并没有崩溃，我在想，我们美好的制度是一个货架，这个货架上还需要放上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