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袁鹏在报社的工作也十分繁忙。无论是当记者还是做编辑，她总有做不完的事。1994年8月，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在新余举办，原本是周二报的《新余报》临时改成了“日报”，身为一版编辑的袁鹏第一次遇上连续十几天的夜班，她顾不上刚上小学的儿子，每天夜里都在报社等稿、编稿、做标题、划版、看样，有时甚至通宵。过度的紧张和疲劳让她病了，炎症、发烧，但她却因为“没有时间”不肯在医院输液，拿了点药，悄悄回到了总编室，继续为报纸的版面而忙碌。
刘子宁告诉我，袁鹏有一句名言：“人是累不死的。”而袁鹏对此的解释就是：“因为喜欢，不觉得累。”跟着喜欢的人，她不觉得累；做着喜欢的事，她不觉得累。从1988年到1998年，袁鹏是新余日报上头条、写重头稿最多的记者之一，每年都是报社编版最多和获好版面、好作品、好标题奖最多的一位，连续11年被报社评为先进工作者，并获得“全省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
真情袁鹏：哭过跪过闹过怕过，惟独没有放弃过
对于袁鹏一家来说，有一个永远无法忘记的黑色星期二。
1998年12月14日，刘子宁因高血压突发脑溢血住进了医院，生命垂危。经过两次开颅手术之后，他的脑血管仍然出血。 医生都觉得这人没救了，叫人把昏迷不醒的刘子宁“搬下去”。 搬下去？搬到太平间去吗？袁鹏听到这三个字，不顾一切地拦住担架床，拦住医生，哭着跪了下去：“再给他做一次手术吧！他年轻，他会挺过去的！” 第三次手术之后，刘子宁活了过来。但这位曾经带球在球场冲锋、曾经骑马在乡间驰骋、曾经驾车在国道飞奔的汉子， 却因偏瘫而卧床不起，吃喝拉撒都在床上了。刘子宁一倒，他所在的公司也跟着无法正常运转，不但刘子宁的工资彻底断了，而且连春节时他们从家里借给公司的几万元钱也无法归还了。
当时袁鹏在报社总编室负责，每天下午，工作还没做完，她就要比赛似地冲回家里，摘菜做饭，擦身子洗衣服，把家里收拾停当，又要比赛似地赶去上班。1999年，袁鹏请了一位中医来家里给刘子宁针灸，到了冬天，刘子宁瘫痪的半边身子扎满了银针，盖不成被子。为怕他受冻，袁鹏便坐在床前，双手悬空托着被子，罩在刘子宁身上。10分钟，20分钟，30分钟乃至1个小时，袁鹏咬牙坚持着，大冷天里头上都沁出了汗珠……就是在那一年，在那样的情况下，他们12岁的儿子学会了炒菜做饭，为父母分忧。
最让袁鹏感到压力的，不是服侍丈夫，而是面对家庭经济困境如何增收节支。当时，袁鹏的工资成了家里惟一的经济来源，她不能失去这惟一的经济来源。她还利用业余时间给广告商划版，一个夜班挣那10元钱的划版费。与此同时，她还要四处借钱，要把所有能够节省的开支都省下来，以支付丈夫的医疗费和孩子的学费。新衣服不买了，伙食变了，一个月难得吃上两次肉了，这些都没问题，但当袁鹏要求丈夫戒烟戒酒时，两人却发生了吵闹。刘子宁心里明白，无论是个人身体状况还是家庭经济状况，都要求戒烟戒酒，可瘫痪在床孤独寂寞的生活却使他难于戒断。“我当时就觉得要像对付敌人一样想办法对付她，”刘子宁说，“当我能够在家里光明正大地抽烟时，那就是胜利。”
卧床不起的一年多时间里，刘子宁经常焦躁不安，脾气不好。看到丈夫痛苦不堪的样子，袁鹏妥协了。“与其让他痛苦地活一百年，不如让他快乐地过每一天。”为了让丈夫早日康复，袁鹏还四处求医问药，为此上过一些当，花了不少冤枉钱。最终还是通过自我锻炼，刘子宁才逐渐能够拄着拐杖慢慢行走。虽然能下地行走，但大小便失禁的问题却一直没有根治的办法。
袁鹏家住在报社院内，前一栋就是办公楼。一般情况下，袁鹏上班时，刘子宁就坐在她的办公室读书看报。有一次，因为报社一位职工的孩子在办公室损坏了公物，报社规定不许带小孩到办公室。有职工便提意见，要求报社领导也不能带家属到办公室，指的就是袁鹏。当社领导找袁鹏谈话时，一直小心呵护丈夫自信的袁鹏，这才不得已说出了丈夫大小便失禁的事。看到干干净净神清气爽的刘子宁，别人都难于相信这样的事实。 |
